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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冰博客

散文《绝版的周庄》作者,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日志

 
 
关于我

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1975年赴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奔流》杂志编辑,《文艺百家报》、《当代人报》采通部主任,《散文选刊》副主编,副编审。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鲁迅文学奖二、三、四届评委,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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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总有一种愿望  

2009-06-08 05:2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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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总有一种愿望

王剑冰

 

   转过一片绿色的山坡,就是那个山坑坑了。山坡是村里的大田地。长着不大好的红薯和玉米。我起先就在这大田地里干活。下了乡,开始分不着好活,派到了大田里。好活是村东头的蔬菜地,一年四季给城里人种菜,一年四季跟鲜嫩的黄瓜、西红柿、青椒、豆角打交道,不要说尝鲜,光闻那润润的味就够舒坦的了。而且一年四季拿工分。大田不行,夏收、秋收把人累死,冬天把人闲死,累死不多拿工分,闲了不开工分。再说那山坡地,荒岗一片,土质薄不说,存不住水,下雨往低处流,干旱了还得担水浇。村里的意思好像不指望这些大田,光蔬菜和山坑里的副业就够了。

   山坑里的副业无非是打石头。把石头从山体上崩下来,再一块块打凿成形。唐山郊区这儿的山不是高凸挺峻,多是丘陵,因而就渐渐开采成了石头坑,又大又深。打出来的条石自然会有客户来拉,有些客户要求送货,就用得着马车队,也就有了双重效益。打石头、拉石头的都是清一色的男人,这和蔬菜队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男人们干活可以只穿条短裤,利利落落地流汗,袒露那一块块油亮的肌肉。身为男人,当去山坑一展身手。而大田里于活的虽男女参半,却是一群老弱病残,今天这个不来,明天那个不来,散兵游勇一般。

   山坑里还有另一项副业,就是烧窑。即利用山坑的石灰石烧灰,就地取材就地消化。石灰窑在这一带特别普遍,村村都有打石冒烟的山坑,那是乡村的饭碗呢。

   以往上工,远远的望那座石灰窑,窑上飘来的烟煤味,是那么富有诱惑力。望着窑上的人笑闹着,有一下无一下将悠锤抡成优美的弧形,想着有一天能与他们为伍,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终于也就有了那么一天,队长说你明天别来了,到灰窑上班吧,我竟以为听错了。我这是升级了。在大田里干,那是被人看不起的、工分最低的一个“工种”。能进副业队,就是能为村里做贡献,就是把你当一个男子汉看待了。后来我知道,如果不是窑上的一个伙计去赶了马车,我还上不了窑场呢,这也是我的幸运。

   回家的路上,我五音不全地唱起了一支不知名的歌,并深情地冲着窑上望了一阵子。

人生便就是这么回事,当你受条件所限,你的愿望总是不会大高,且十分容易满足。一旦条件允许,那些愿望就会再上一层楼。就像当时,我怎么就没有想着回城去哪家工厂上班呢?现实离愿望的距离太远了。

 

   这山坑的窑有两孔,一共六个人,队长、老技师和四个年轻人。

   在这里干活,脱不得衣服,还要能忍耐流汗。上班就得披挂整齐。头上戴一个能护耳朵和脖子的帽子,多少有点像日本鬼子或古代将士,再戴上厚厚的口罩和一块大垫肩,脚上是一块罩布,盖住脚面,还要有一副加边框的眼镜,手里不是拿了长长的铁钩子就是一副大锤,完全一副武夫的模样。拿铁钩子是进窑洞去捅炉子或把烧成的石灰捅下来,拿着铁锤则是在窑上边砸石头,从山坑里拉来的石头一般都很大,得砸成小块的才好烧好装车。这两种活是倒换着干的。累倒也说不上,主要是热,抡锤得一身汗,进了窑洞更得一身汗,对于农村的活来说,这算不得什么。

   刚来的那天,正有两个人在窑上很悠扬地抡着大锤,将一块块大石头砸成小块,再扔进窑里。看那潇洒的招式,还以为是俩大小伙子,等摘下口罩,觉出了脸上的秀气,又一扑愣从帽子里跳出两根小辫,真就让人吃惊了。原来窑上还有两个姑娘。

   这两个姑娘长得还不丑气,其中一个叫“甜儿”的,一双大眼老爱粘着糖似的看人,听你讲这里那里的事;嘴儿不大,说话柔声细气,甜润润的。女孩子能到这副业队来干,也算不简单,不是有门路有人缘能实干,也是来不了的。跟她们在一起于活,让人快慰。

   我就这样抡起了悠锤,女孩子能干的,咱也能干。

   那悠锤头大棒细且长,柔性很好,抡起来棒子就成了弯的,利用那个悠劲将石头砸开。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种开石法,干起来也有兴致。

   烧灰窑得用烟煤,那烟煤味道其实很呛人,我却自然地接受了。蓝黄色的烟在窑顶上袅袅迎风,远看像一件带彩的衣衫。

   每日去上工,转过村角绕过大田就看见了那件飘柔的衣衫,闻到了风儿送来的烟煤和石灰的混合味道,尤其看见先到的女孩已经干起来,抡锤的剪影那般飒爽,就有了一种生活的向往和甜蜜。就不由地跑上前去,操起另一柄悠锤,窑场的早晨就响起了叮叮当当的脆响和嗨嗨哟哟的男女声和鸣,那早晨也就显得特别迷人。

   下乡那阵子,不图别的,只想把活干好,出的力气看得见,队长不嫌弃,年底能评个高工分。

   日子就这么打发着,还挺自在。

就怕下雨,一下雨灰窑就烧不成了,拉灰的车来不了,堆积的石灰也就废了。要是遇了连阴雨,淅淅沥沥多少天不开晴,就更让人烦,没了工分不说,闷在家里特想那烟煤的味道。

也想那几个人。

   队长这人话不多,性子有些硬,不大爱笑,让人觉得城府很深,不像大田队的大午队长,让人喜欢接近。不过这队长办事活到、义气,把个窑场搞得红红火火,人也处得和和顺顺。那次掏完了窑,别人回家吃午饭了,只我和队长值班。一辆带拖斗卡车来拉灰,没带装车的,恰此时远处响了一声雷,半边天就渐渐黑了。司机一急,愿出五块钱装车费请我们帮忙。当时肚子正咕咕叫,队长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先操起了锨。两人出了好一身大汗,总算在下雨前把车送走了。“给,一人两块五。”我吃了一惊,当时是不许个人挣钱的,这钱应该归队里所有。“拿着,饿着肚子干了半天,还不顶一顿饭钱?”我只好接在手里。这是我下乡以来见到的头一笔现钱,心里自然美气。真感激队长,他如果不给我,自己装腰包,我不会知道。

   窑场的师傅也不爱多说,干啥事身体力行,没事了就闷着头吸烟,他到了都没问过我是哪的,家里都是谁。

   倒是那个挺招人的甜儿,给窑场增添不少欢乐。她可以把老师傅的烟袋藏起来,让师傅急得团团转;她敢和队长掰手腕,两手算一只手,最后连下巴颏都压上去。她爱穿条米黄色的确卡裤,裤角露出一圈水红腈纶秋裤。这在当时可是最流行的。甜儿十九岁,和我同龄,跟我说话却从不叫名字,只说;“哎,下乡的。”不知是高看我还是小瞧我。她那没深没浅的性格,健美匀称的身子,也真为我们这个窑吸引来不少客户。有个开车的每次来都爱缠着她说笑,她说不定要找个城市人。

   十九岁,是个走向成熟的年龄。人到了这个年龄,多少有点幻想,有点危机感。那时总把二十岁看得很大,真怕一下成了大人,成了大人以后的事太多太复杂。

   我的十九岁就这么平静也不平静地熬着。一天八个小时,看大阳升起又落下,石头一块块砸开一块块烧粉又一块块被拉走。

   那个山坑,敲打了多少年,不见明显的变化。但我知道,总有一天这片丘陵会在汉子们的手中消失。

   我呢?我的年华会在这灰窑上一点点染白吗?

   有时真不敢想。

   闲暇的时间会有某些想法蹦出来,也会有莫名的孤独和惆怅。 因而就格外怕下雨,怕大阳回落;因而就格外地猛劲干活,干起活来就什么都忘了,回到屋里累得倒头一睡什么都不想了。

   闲暇时间的那些想法朦朦胧胧的还有一点就是想年轻人必想的那个事,那个媳妇该从何处来,来个啥样的?有这个念头的时候,甜儿那眉眼身段就会在眼前亮一下。

   不过,没多久这亮点就灭了。

   那日我先回去吃午饭,吃完了没歇就往窑上赶,队长和甜儿还没吃饭。

   推开那间熟悉的小屋。那是窑上唯一的小屋,用于晚上老师傅看窑及放些杂乱的工具。

   甜儿和队长在里边,队长坐在小土炕上背靠着墙,甜儿坐在炕沿脚点着地。两人显得平静又很慌乱,甜儿脸早红了,下意识地撩了一下鬓发说:“是你呀,吓我们一跳。”

   队长这才掏出一片纸,从烟荷包里捏一些烟叶在上边,卷成喇叭状,在唇边粘牢,咬掉头,点着火,让我也坐到炕上去。

   甜儿说了声“我先吃饭去啦”就跑出去了。

   我感觉我来时两人正在一起亲昵,听到脚步刚刚分开。而这之前我一点迹象都没发现。

   干活儿的时候甜儿小声说:“哎,下乡的,你不会跟人说吧?

   我摇了摇头,这时我看清她的脸上有些小疙瘩,是那种青春美丽痘。

   “是他追我,我没法。”她又表白了一句,这句很软弱。

   其实她很单纯,我把她看高了。在年轻人心目中,队长的官不小,能和队长结上,也是本事,尽管队长比她大七岁,显得有些黑。

   而不久那个赶马车的伙计又回来了,我被分配去了稻田,再不久就遇到了唐山大地震。

   大地震没把稻田震坏,地是掀得高高低低的,稻子已经该成熟了。

那两孔窑却塌了。

   地震的时候,下起了雨,往后又接连下起了大暴雨。再往后天干了,大阳一直毒毒地照着,所有水滋润过的土地和叶子都干了。

那是七月份。

 

   人们最后涌向了山坑。那个多数人不常去的地方,这时却排起了长队,方圆的人们都来了。

   那水浑浊浊的,在石头坑的最底处。这是下雨从高处流下来的积水,现在成了救命水。

   我是提着水桶走向山坑时看见那两孔亲切的灰窑的,我的感情不由我的目光对它们作深情的扫瞄。

   那里静静的,没有了那件诱人的在风中飘着的蓝布衫,没有了叮叮当当砸石的声响。两孔窑塌成了两个陷坑,窑下是一片成熟的石灰,那经过甜儿这样的手一块块敲开又一块块烧熟的石头,在雨中粉化了,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但我总觉甜儿那笑声还在,那咯咯的笑在窑上奔跑着,洒落着青春的汗珠。

   窑上的人一定是最痛心的,那是他们最直接的饭碗呀。

   而我就在这时发现了甜儿。

   她正站在坑边的一块石头上费力地提着半桶水。若在平时,这半桶水何惧于她。眼下她显得那般没力,脸儿憔悴得没了红润,头发零乱地绑在一起,那条米黄色的卡裤沾满了泥灰。

   我从后边挤了上去,帮她提起来。她看见是我,眼角一红落下一颗好大的泪珠。然后一步一挪地往坑上边攀去。

   我挑了水追上她,一只手同她一起提着那半桶浑汤,一路无话。到了村口,她说啥不让再帮,只好由她了。

   后来听说,队长砸伤了肩,断了一只胳膊。她家只剩了她一个人,只好搬到了队长家去。那时,连办结婚证的地方也没有了。

   我曾去找过队长,各家各户临时窝棚搭得哪都是,早离开了原来的房屋,一时没有找着。后来又听说队长被救护队接走了。

   多少年过去,很多事情都淡忘了,下乡的日子却在沉淀中越来越清晰,何时在哪里闻到一股烟煤味道,立时就感到那般润肺迷人。在农村见到那烟雾弥漫的石灰窑,会发很长时间的感慨。会觉得这种活计是十分掏力的肮脏的,会觉得十九岁的时候不可思议。

   不过,我不后悔我的十九岁,我感激并且珍重那宝贵的年代。

   我这时又想起了灰窑,那蓝黄色的烟纱,那叮叮当当的打石声,还有那个形象早已模糊了的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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